2008年余英时先生在史语所所长室
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传薪者
——敬悼余英时先生
作者｜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七月末（编注：2021年）的狂风暴雨过后，上海渐渐回复平静。八月初正值暑假，杂事也少了些。想打个电话问候余先生，可一连好几天都无人接听，不知是怎的，也许是有点儿预感？隐约有一丝不安，急忙给UBC的丘慧芬教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几年里，她和迈可（Michael S. Duke）编辑了余先生的两册英文文集，又翻译了余先生的回忆录，加拿大和美国联系方便，所以常和陈淑平先生通话，我猜想，她可能知道些情况。慧芬很快回信，也说到余宅电话不知为何总是线忙，但后面加了一句“线忙应该是说他们都还好”，有这句话，我心里这才稍稍宽慰。可是没想到，收到慧芬消息才几小时，和余先生同住普镇的周质平教授，就来电告诉我余先生睡梦中仙逝。乍一听到万分震惊，记得不久前，在电话交谈中，还能感到余先生思路不仅清醒而且有活力，肯定能像大家期待的“岂止于米，相期以茶”，没想到会这么快离世。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八月五号这一整天里，人都仿佛处在失重状态。昏昏沉沉中，下意识地翻看余先生历年给我的信件、照片、文章，还有好些幅字，回想这十几年和余先生交往的种种情景，直到夜深人静才回过神，不禁悲从中来。之后的几天里，重读余先生若干论著，才使我沉下来，开始平心静气地写这篇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先谈对余先生学问的理解，然后再谈余先生思想的意义，最后再说到余先生本人，以及与我们的私谊。这不仅是因为公私先后自当有序，而且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余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学者。人们都知道，余先生的两位老师，是钱穆（1895-1990）先生和杨联陞（1914-1990）先生。余先生是一位非常感恩的人，一生对老师抱有最高敬意，我在给余先生九十寿辰写的那篇〈几回林下话沧桑〉里提到，一直到余先生的晚年，还给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新版写了推介，给杨联陞先生诗稿作了整理和校订。不过，尽管钱、杨二位都是余先生的老师，彼此私人交往也相当密切，但毕竟学术路径和价值观念上大有差异。钱穆先生之学来自中国传统，始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士大夫之精神抱有深切同情；而杨联陞先生不止出身清华，留学哈佛，出入西洋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而且习惯于把中国史对象化，放在东西之间考察。我至今还记得，二○○九年第一次造访余宅时，就向余先生请教这两位学风的差异，而二○一二年春天普镇的一次餐叙上，周质平教授也曾直接请教余先生，他如何可以把这两种看似冰炭不同的学风融为一体？在这两种价值、方法和风格不同的学风之间，余先生会不会有取舍之难？
如果我的观察不错，在余先生身上融合的，应该不止是钱、杨两脉的学风，还有在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守护，和对现代自由民主观念的追求之间，在传统中国学术所谓讲究考据、义理、文章，和西方现代学术重视理论、方法和规范之间，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现状出发的思考，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由于比较而产生的问题意识之间，他总是能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像对古代中国“士”的历史之梳理，不仅有发掘传统士大夫以“道统”对抗“政统”的意味，也有对现代知识人历史作用的殷切期待；像对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回应，不仅要回到历史重新估定儒道佛三教的社会作用，也需要通过欧洲宗教研究的典范为中国历史转型重建一个评价坐标；像有关朱熹的历史世界，则一方面要去除模仿西方哲学史把人物和思想从历史中抽离出来的格套，一方面要去除道统叙事，把政治、思想和文化重新放回“历史”，同情地了解古人言论的动机；而有关传统中国思想“轴心时代”的理解，余先生也是在雅斯贝斯的历史观察基础上，既要梳理古代中国天人之际、巫史之间、百家之前演变的特殊过程，又要对比欧洲与中国，从历史源头上厘清彼此的异同。这些看上去兼涉保守与自由、特殊与普遍、中国与欧洲、历史与思想两端的思考，在余先生笔下总是能自然而然地一气贯通，并且清晰明白地表述出来，这实在是难得。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曾诧异余先生论著，为什么总是这么流畅清通，有人甚至猜测这是余先生曾受桐城文风薰染。我也曾说，余先生文章读起来，就像苏轼说的“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不过，归根结底说来，这并不仅仅是“文笔”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些纠结复杂的问题，在余先生中西兼采、涵泳领悟、包容升华之下，就像《笑傲江湖》中那折磨令狐冲的八股真气，在《易筋经》的包容化解下，早已豁然贯通打成一片光明。有没有大心胸，大气量和大视野，确实不一样。余先生确实“上到尧，下到毛”，对中国历史有通贯的把握，这一点也许和钱穆先生一脉相承；但他又是“既知东，复知西”，对欧美思想、理论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和钱穆先生却不同。他在《回忆录》中曾说，他到哈佛先是“旁听三门课”，即帕森斯的社群系统、布林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攻读博士期间又选修过赛门的罗马史、怀特的历史哲学、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显然，从那时起，他已经相当深入西方历史和思想，所有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考，都有意无意地被放在这一比较的背景下。我还知道，多年来余先生抱着极大兴趣看西方思想大家的传记，这些西方的思想和学问一定给他的中国历史研究以相当大的助力。他后来对韦伯宗教与资本主义问题的兴趣，或许在旁听帕森斯的课时，就结下了因缘；对正式思想和民间思想有关“生死”问题的自觉关注，也在布林顿的课程中受到过启迪；而基尔莫的课，显然对余先生后来辨析“五四”究竟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在这一点上，便与钱穆先生拉开了距离。但话说回来，仅仅有宏大的理论、开阔的视野和深切的关怀是不够的。有没有拈绣花针、持显微镜、作细致功夫的本事，也同样不一样。我说的不仅仅是《方以智晚节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类主要靠发掘史料疏证的论著，余先生的很多宏观论述，不光有深厚的文献支持，更有细节追索的精致。我是读古典文献出身的人，我注意到，余先生对史料的洞察和考证的功夫绝对第一流，几乎由他经眼的文献，他都能从中剔理出有意义的内容为我所用，并且从细微琐屑的记载中发现大问题。他曾经对我说，读书最难的，就是破译“暗码”和钩辑“隐喻”，不仅要心细如发，而且要将心比心，这才能做到《方以智晚节考・序》所谓的“观微知着，借‘个人良知’以察‘集体良知’”。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他从各种文献中敏锐地钩辑出不少资料，指出东汉末士大夫中普遍出现称“同志”、崇“领袖”、好“聚会”的风气，这是和过去迥然不同的现象，也恰好说明东汉末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理想认同和声气相通，这就是汉晋之际一个知识人阶层的“新自觉”。而正是知识人有了这种新自觉，因而不仅上承先秦游士之余绪，下开宋明儒者之风气，而且也刺激出了汉晋之际的“新思潮”；第二个例子，是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余先生不仅敏锐地注意到“得君行道”这个“儒家最古老的观念之一”，而且从各种南宋史料中，钩辑出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的说法，充分证明了这种积极昂扬的进取，不仅与北宋王安石相关，而且表现了“南宋儒家政治文化的新风貌”。他也敏锐地注意到，“觉民行道”是明代儒学的根本性转向，他引述各种过去思想史家未必重视的史料证明，由于明代专制皇权膨胀，以及王阳明“去衣廷杖”的刺激，导致明代儒家不得不从“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正是在宋明两朝政治文化气氛差异中，他发现了朱熹和王阳明的不同，“这不仅是朱、王两人思想取向有别，而且是宋、明两代的理学和政治文化根本不同的一种最真实的反映”。这种从各种琐细杂芜的史料中，提炼历史大关节大问题的本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从我个人与余先生往来的经验，我还想说，除了一般历史文献之外，余先生在阅读前人年谱、日记、书信、诗词时，心思极细，记忆力超群，而且眼光尤其锐利。由于我和余先生都爱读这些资料，在多次见面聊天中，话题都与这些阅读相关。记得我们谈到的，至少有梁启超和胡适的年谱，有顾颉刚、吴宓、夏鼐、周佛海、杨树达、夏承焘和陈克文的日记，有陈寅恪、钱钟书和汪精卫诗词。我惊奇的是，余先生都能从这些史料中，发掘出新的线索，看出来新的问题。二○一四年夏天，我从波士顿到普林斯顿，在余宅聊天时，我曾说起近来读毕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发现了某些很有意思的学术史细节，没想到小叩大鸣，他也说到这部日记，更让我惊讶的是，我所谓的大多数发现，他都早已注意。还记得当时他已经读完影印本《邓之诚日记》，他便一一给我讲这部日记中的史事。他讲的那些内容，也让我非常吃惊，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也看过邓之诚先生的日记，却绝没有注意到在这部笔迹缭乱的影印本日记中，藏了这么多有意义的历史细节甚至关节。可惜的是，到现在也不知道，余先生关于邓之诚日记的心得，是不是写出来了。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几回林下话沧桑〉中我曾说过，我和余先生见面很晚，是在二○○七年日本的大坂关西大学。和余先生交往最频繁的，是二○一○年到二○一三年在美国，就是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Princeton Global Scholar的那四年。这是我的幸运，王汎森兄曾经说，我可能是余先生晚年（八十岁后）和他谈得最多的人。前几天，陈方正先生也鼓励我写这篇纪念文字，说因为“近年你见他，和他对谈最多，务必要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近年来和余先生面谈最多的人，也许是之一。确实，因为连续四年普镇有两个月小住，有机会和余先生多见面，也真是深受教益。我的日记并不特别详细记载日常琐事，但我回头翻检日记，却发现我们在那几年里竟然有至少三十次超过四、五小时的长谈，这些简略的日记，也让我想起和余先生的不少谈话内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余先生确实如同周质平教授所说，他是上一代与我们这一代之间的“传薪者”。从晚清民初到现在，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政治和历史变化万端，几经波折之下，很多人有如醉人，“扶得东来又倒向西，扶得西来又靠向东”，近代自由民主的价值，凭什么能传续和坚持？其实就是靠人，尤其靠理性清明和立场坚定的学人。余先生对胡适的研究当然极其深入，他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写的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至今仍是胡适思想研究的典范论著。我的日记提醒我，在和余先生交谈中，他至少三、四次提到同一件事，就是一九五八年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典礼上，在蒋介石讲话之后，他当面说“总统你错了”，这使得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痛心疾首，说这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学者的立场就应该是这样，他并不和掌权的政治家贴身肉搏，但他始终以思想的力量制约着政治家的胡作非为。胡适是温和而坚定的，他对政治的态度一贯温和，但对自由民主价值的维护却始终如一。余先生也是如此，他总是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也曾多次劝我要明哲保身，不要直接讨论时政。但这绝不是说他打算一直退守在象牙塔中，他始终一贯的坚持，就是把学术论著转化成思想资源。我总觉得，他的很多学术论著都在试图通过历史研究证明，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皇权独大，因而反对专制和争取自由，始终是近代以来的唯一目标；由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缺少民主自由的传统，因此不能不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转化，并从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促进这种转化。特别是对中国的知识人，他始终从历史关注到现实，他对“士”也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历史的研究，其实就在鼓励知识人对真理的捍卫；而对知识阶层在近代逐渐边缘化的论述，其实也是在呼吁专制时代的知识人把握自己的命运；对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意义的阐发，也是在延续胡适那种知识人对自由民主的始终关切；对顾颉刚那种未尽的才情的惋惜，更是在感慨现代以来对学术界人们的思想钳制和被迫转向。历史论述和当下关怀相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不得不然的事情。这里举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我认得不少台湾学界我这一辈的朋友，他们几乎都共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是，一九七五年余先生在台湾发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时引发的震撼。一篇讨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文，何以在现实世界会有如此的力量？我想，这就是因为学术论述成为思想资源。这篇原本并不是讨论台湾，而是以文革为问题意识的论文，正如余先生所说，无意中触动了台湾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当生活在威权时代，行动与思想都受到压抑的学人，读到这篇文章拈出的儒、道、墨、法各家对于理性的观念时，他们对于现实政治会作何感想？当他们看到，儒家由于法家化，在汉代走上尊君卑臣的反智道路，道家本来就强调“愚民”，不使精英有权力，不让人民有知识，而法家则更是政教合一，不允许各种思想并存，只允许一种思想的原则，这时他们会如何认识自己背负的历史传统？当他们看到，这种导致了“尊君必预设卑臣，而普遍地把知识分子的气焰镇压下去，正是开创‘尊君卑臣’的局面的一个始点”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联想到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因为在现实中，不仅“软刀子和硬刀子同时砍下”，而且尊君卑臣的原则，推广到社会其他领域，就有了严厉的所谓“三纲”。于是，在一九七五年台湾还没有解严之际，看到这篇文章末尾所引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读者会作何感想？即使是稍后正式出版，末尾这一段换作朱熹较为和缓的话，“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看到这句悲愤的感叹时，人们会不会觉得石破天惊，在震撼之余穿过迷雾，刹那间在历史倒影中看到残酷的现实？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关怀方式，我以为，这是因为余先生身处的时代，实际上比胡适的时代更严峻。胡适还能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在左手发表时论的同时，右手却在做着与政治不相干的《水经注》研究、禅宗史研究、小说考证。但余先生的时代，往往使他不得不在学术研究中，时时投入自己的问题和关怀。他曾经这样说胡适，“作为一个学人，胡适的自由主义重心也偏向学术和思想，与实际政治终不免有一间之隔。尽管四○年代末期的中国局势逼使他不能不在政治上作出明朗的抉择，但他的自由主义从未转化为政治行动。由于他是一个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他完全可以作到让政治的归于政治，让学术的归于学术，使这两个领域不相混淆”（《论学谈诗二十年・序》）。可是，当时代已经不容一张平静的书桌，他就不能不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反过来关怀这个时代。这就像余先生曾引佛经所说，“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2010年，我们赠送余先生一闲章，上有“无处非中”四字，用艾儒略语，取余先生“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之意。余先生回赠手书1973年赠杨联陞先生诗，并特意用了此印章。
“火凤难燃劫后灰，侨居鹦鹉几旋回”，他曾经好几次把这首一九七三年赠别杨联陞先生诗，写来送给朋友，我也曾有幸得到一幅（见上图）。在这片他终生眷念的故国大地已经燃起大火的时候，尽管对传统，对儒家，对中国文化，余先生仍然像钱穆说的那样“抱一种温情和敬意”，也始终试图通过历史叙述表达中国情怀，这一点也和钱穆相近，但面对现实中“对于知识人的敌视和迫害，以及对理性知识的轻蔑”，余先生却和钱穆先生不同，他不得不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专制与暴政，保持着高度警惕。我特别注意到，在他八十岁后几次接受访谈中，都反覆强调传统中也有专制和暴政，国学也许会刺激国家主义，不能不坚持自由民主的普遍价值，而这种普遍价值并不是西方专利。这个立场不仅贯穿了他的历史论著，也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前面简略地说到我理解的余先生学术与思想。限于篇幅，这些说法不止粗浅，而且只是蜻蜓点水。下面，请允许我转向个人领域，谈一谈我对余先生这个“人”的认识。有一次我和余先生聊天，不知怎么，话题转到围棋。余先生和我都曾是围棋爱好者，所以，他常常以围棋比喻学术。比如，他与杨联陞先生讨论王国维何以进入学术时间不长，却能够迅速走在各个领域前沿的时候，就以围棋为喻，说王国维就像“高手下棋无废子”；而谈到历史学家必须有通史意识，才能穿透具体事件或人物或论述，也用了钱谦益谈围棋的一句话说，“善奕者取大局”。我还记得，他非常感慨地说，所谓“围棋天才”，并不是天生之才，只是比常人更“专注”。他提起日本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对大陆棋手钱宇平的评价，说围棋界选拔少年棋手，往往先看这个孩子会不会“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最好的苗子是能够长时间“端坐”，专注地“长考”。他感慨地说，不光是下棋，做学问也一样。我想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很多人都曾注意到，胡适日记中唯一一次提及余先生，就曾以龟兔赛跑为例，期待聪明过人的余先生，不止是凭藉少时的天资，而是要有持久的努力。余先生显然没有辜负胡适的期待，他本人正是一个极其投入，把生命都献给学术事业的人。说实在话，我也算认识不少学界中人，既不乏天资出众的，也不乏卓有成就的，但很少看到有人能像余先生那样，真正当得起“专注”这两个字的重量。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他过去写文章做研究，常常通宵达旦。记得汎森兄曾说，余先生的邻居曾经对余宅灯火彻夜不熄感到好奇，还询问这家人家是做什么的。我也知道，余先生一旦开始写作，必然如同狮子搏兔，倾尽全力。五十三岁时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写序，就几乎写成一部大著作；七十三岁时给《朱子文集》写序，就写出上下两卷《朱熹的历史世界》；八十二岁时给《双照楼诗词藁》写序，也还是写出一篇万字长文。似乎他无论做什么，都是那么呕心沥血。我这里要说一件大家未必知道的事情，二○一二年我曾获看他一篇至今未发表的著作审查报告。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对于这部从“信仰和立场”出发，应该说很“不像学术研究”的现代学术史著作稿，余先生竟然花了差不多三万字，从史料到逻辑，一一指出其问题，尽管他也深知，“人的成见是很难改变的，绝不奢望作者接受我的看法”，但他仍然有根有据，极其细致和深入地指出这部著作的种种毛病。前两天，偶然看到记者罗四鸰的回忆，说前两年她对余先生的访谈，传给余先生审校，收到余先生寄回的文稿，“打开一看，我震惊了，原来，除开保留了我开始一段介绍之外，余先生把稿子重写了，而且是手写，A4纸，一篇23页，一篇21页，手写了44页稿，手写完之后，还用红笔修改了一遍”，她很感叹余先生的认真，说“余先生是我遇到最好的受访者”。这话一点没错，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个佐证，我手头至今保留了一份余先生给某大陆朋友访谈的底稿，这份后来在大陆流传很广的访谈，同样是除了头三四页还保留记录列印稿原样，只是亲笔做了大量修改补充之外，大概余先生觉得录音记录并不能充分反映自己的所思所想，于是从第五页开始，后面的三十一页，居然都是余先生一笔一划重新亲手写出来的，而且手写的文稿上又加以各种校改。我想，这不仅说明余先生对自己要说的话慎之又慎，而且不惜气力，对任何形诸文字的东西都极其认真和负责。当然，余先生并不是一个只是在书斋皓首穷经，寻章摘句的书生，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泼泼的，充满生气的，而且是兴趣广泛的学者。他常半开玩笑地说，他和我特别谈得来，除了学术关注相近之外，还有生活习惯相近，因为我们都在穷乡僻壤生活过，并且还有好多跟学问全不相干的兴趣爱好。很多人都知道，他围棋下得很好，曾经拿过新英格兰地区围棋冠军。在他家的客厅茶几上，十几年来，始终摆着他和超一流棋手林海峰对奕的合影，看他《会友集》里写林海峰纽约棋赛的文章，就能知道他对围棋和林氏的友情。他不仅和林海峰、王铭琬、王立诚等棋手有过交往，和沈君山、查良镛等爱好者有过手谈，而且写过好几篇有关围棋的文章，还长期阅读大陆出版的《围棋天地》和《新民围棋》。他还能唱很好的京戏，他告诉我说，当年他的老师杨联陞唱戏，可以达到灌唱片的水平（确实现在网上还有杨联陞先生唱京剧的录音流传）。他曾有诗给杨联陞先生，其中两句是“皮簧初把啼声试，不尚言谭爱叔岩”，可知当年受杨先生影响，他对京剧老生尤其是余叔岩一派唱腔颇有体会，很多唱词往往可以信手拈来，甚至还曾真的登场演出过，我手边就有一张余先生送给我一九六九年他在哈佛粉墨登场的照片。他同样也喜欢看球赛，电视上看球赛是他的日常消遣，记得在二○一九年五月我和他通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看NBA总决赛多伦多猛龙队和金州勇士队的比赛，很多人习惯性的支持金州勇士，因为它拥有受欢迎的球星库里（Stephen Curry），已经是连续几年的总冠军，但余先生认为应当支持美国本土之外的球队，并断定最终猛龙队会赢；七月我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正在看网球，并兴致勃勃地聊起温布顿网球赛中的费（德勒）、纳（达尔）会，他说，虽然两巨头聚首碰撞很珍贵，但他们一定打不过小德（约科维奇），因为毕竟年岁不饶人。让人惊奇的是，他对赛事的这些判断，最后竟然都一一应验。可毕竟还是学者，他一生心之所系是为故国招魂，一生大部分精力是为学术献身。这两天，我翻看余先生的各种论著，深感这几十部著作，数百篇论文，绝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手到擒来。这两天，有人好意提醒我，说余先生曾经特别称你为晚年“知交”。其实，我明白这是余先生对我的特别关爱。这么些年的交往中，我深知余先生是一个“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人。很多后辈学人都得到他的奖掖，我所知道的，就好多好多（请原谅这里不提姓名）。对任何人都充满热情和善意，这不仅是性格，更是胸怀。余先生以大胸怀大气量对任何人，普林斯顿那个树林掩映的余宅，这些年来来往往，不知有多少人，尽管这里各色人等参差不齐，但我敢说，几乎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的坦诚和无私。古代中国有所谓“分食解衣，以赡其乏”的说法，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还记得余先生九十华诞，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邀集余先生故旧门生编一部祝寿文集，后来正式出版的时候，书名为什么会用“如沐春风”？很简单，就是因为书中的好些作者，不约而同地都用了“如沐春风”一词，说到余先生对人的真诚、热情和大度。这一点感受，大凡和余先生有过来往的人都有，就是我这个很晚才认识余先生的人，当我走近他的时候，我也感到他照样抱着十二万分的热情。这些天，常常不由自主地回想和余先生、陈先生的交往，内人戴燕也反覆提到下面几件小事。第一件是二○一三年深秋，我们再次到普林斯顿小住，仍然住Lawrence的宿舍。事先并没有告诉余先生，可第二天余先生夫妇却突然开车前来，原来他们担心我们初来乍到，生活有很多不便，就带来各种生活用品，不仅有麻油、米、豆腐乳、水果、泡菜，还有余先生和我的共同嗜好烤花生米，甚至还担心我们吃不惯洋餐，特意买了一个崭新的电饭锅带来。通常，大学者不屑于管生活细节，何况余先生和我一样，也在乡下生活过，日常极其简单朴素，甚至可以说是粗率，可那几年里，余先生和陈先生却始终细心关照我们，生怕我们在异域他乡有什么不方便。第二件是二○一四年夏天，我们从波士顿去普镇看望余先生陈先生，我们送给他们一幅照片，是我们两人在波士顿美术馆前的合影，在我们回到波士顿后，就收到余先生陈先生寄来的一幅照片，是他们两人二十年前在捷克布拉格的合影。为什么会特意寄这张照片？余先生在信封上特意写道，“照片一张，赠戴燕、兆光保存，因此照片与你们在Boston所摄制合影，几乎完全一样，真是太难得的巧合，我们这一张是20年前（1994）在捷克普拉克（Praque）照的。英时、淑平”。第三件小事，则是二○一九年最后一次见面，那一次我们和丘慧芬夫妇约好，一道去普林斯顿，到了之后，余先生笑吟吟地拿了一个扎着彩带的盒子塞在我手里，说是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既感激又惊讶，因为事先我们并没有告诉余先生这两天恰好是我的生日。也许是前十年说到过吧，因为我和余先生正好相差二十岁。记得二○○九年第一次到普林斯顿的时候，陈淑平先生就送给我们一张照片，是余先生在普林斯顿东亚系所在Jones Hall的楼下，与奠基石的合影。余先生生于一九三○年，那一年八十虚岁，而这座爱因斯坦曾经待过，电影《美丽心灵》中常常出现的Jones Hall也建于一九三○年。陈淑平先生说，之所以余先生要照这张照片，是因为他们同龄，而余先生也将和这座楼一道终老于此。记得当时，我曾经告诉余先生我的生日以及和他恰好相差二十岁，也许他就始终记在心里。心细而体贴，热情而含蓄，正是余先生陈先生接人待物的风格。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但从我的观察，余先生确实是“表里具澄澈”的人，他的学问可能深不见底，但他的为人却清明如许。在和人聊天的时候，他会绝对敞开心胸，在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会绝对倾尽全力。我知道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也包括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离散在外的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们曾经对余先生陈先生说，有的人可能慕名而来，有的人可能另有意图，劝他们不必耗费精力，但他们一句口头禅却是“不在意”、“不相干”。在余先生身上，你真的可以看到“慷慨”、“无私”和“坦荡”这三个词应该怎样诠释。在这个有着太多心思深沉，太多机关算尽，太多尔虞我诈的世界里，他显得那么简明、敞亮和直率。当你听他谈话时开怀大笑，你就能知道他有时候真的像春风，甚至更像寒冬里的一团火，给人以温暖和明亮。人们常常把余先生和过去的胡适并提，像周质平写的〈自由主义的薪传〉，我觉得这不仅仅可以说从胡适到余英时的自由主义思想脉络，甚至也可以用来说余先生类似胡适那样，对朋友的热情和率真。以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话，其实，余先生对他人的真诚和友善，也真的很像胡适。这绝不仅仅是某些人所谓“老派绅士的教养”一句话可以说得尽的。现在，余先生走了，毫无疑问我们都很哀伤，但我不想用伤感作这篇悼念文字的基调。这几天我总这样想，余先生九十一岁仙逝，也算高寿，睡梦中无疾而终，也算有福，更何况他对生死历来豁达。他曾和我多次说过，因为母亲生他的时候去世，他生而母受难，因此绝不过生日。他也从不忌讳提及“死亡”，二○○八年大病初愈之后他更说，活一天就等于赚一天。让他活过九十，真是老天的眷顾。所以，陈方正先生说，陈淑平先生电话里把余先生的过世，说成是“睡过去了”，丘慧芬也跟我说，陈淑平先生电话里把余先生过世，说成是余先生“上天了”。我猜想，这是余先生的豁达，也是陈淑平先生的理智，他们不希望我们沉缅在悲哀中。这次，直至余先生入土为安之后才通知大家，也确实是余先生陈先生的一贯风格。这让我想起，余先生二○○八年患癌症，居然好几年除极少数人外，都不告诉朋友和学生，只是自己默默治疗。深知内情的黄进兴兄也说，对余先生的生死观，只能感叹“了不起”三个字。记得二○一二年春天在普林斯顿，他曾对我说过，告诉大家自己得癌，让别人赶来同情，或者告诉大家我已痊愈，让别人前来祝贺，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实在自私，根本没有必要。回想起来，我们确实很幸运。这十几年，除了从二○○九年到二○一三年能常常与余先生夫妇见面餐叙长谈之外，在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四年邀约之后，我刚好又在二○一四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合作学者，在美国五个月长住，还能两次去普镇看望。接下来的二○一六年、二○一七年、二○一九年，我们又屡次获得机会，借芝加哥的客座和哈佛的会议，和余先生见了好几次。每次见面都极尽欢乐，记得见面时他好几次自嘲，由于身躯变胖喘息困难，所以叫“英雄气短”，但见到我们又特别高兴，所以是“儿女情长”。可惜的是，这两年因为疫情，也因为我二○二○年在日本东京，所以，只能在电话中寒暄聊天，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对我们的关切，还能感受到他始终不停的思考。现在余先生仙逝，这些都成了记忆。很多人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过，时代结束并不等于学者谢幕，学者毕竟以文字传世，作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学者，有留在大家心中的这份记忆，有那几十部著作和几百篇论文，余先生早已成为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不朽传薪者。
本文选编得到了葛兆光教授的同意。来源于《古今论衡》（第37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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